李宇:商业信托委托人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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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商业信托与普通信托有重要区别,委托人的地位与角色大相径庭。中国《信托法》借鉴日本法模式,赋予信托委托人诸多权利,可称为委托人法定权利模式。委托人的此种法律地位,虽适合于普通信托,但不符商业信托的功能及需求。是因为之一在于对商业信托的特殊情形考虑不周,误植入仅适合于普通信托之规则。委托人法定权利模式之弊端,无法以增设委托人义务等方案予以处理,较为彻底的处理之道应为:委托人不对商业信托及其受益人享有权利。

  【关键词】信托;商业信托;信托法;委托人

  一、什么的问题的提出

  (一)普通信托与商业信托之区分

  信托是一种委托人将其财产移转于受托人,由受托人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目的持有、管理或处分财产的法律关系。在英美,信托作为一种有效的财产管理与利用形式,传统上主要用于此人 或家庭遗产规划。此为信托的通常形态学 ,称为普通信托(ordinary trust)。[1]19 世纪以来,信托在商业领域的运用日显重要,商业信托(businesstrust)在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不动产投资信托等领域中的地位超乎公司等一种商业组织之上。商业信托与普通信托有重大差异。大多数普通信托是无偿的,(注:Austin Wakeman Scott & William Franklin Fratcher,The Law of Trusts § 33.4 (4th ed.1987).)普通信托依委托人单方处分财产行为而设立,其目的为保存与保护信托财产,受益人多为委托人之亲友,无偿取得受益权。商业信托依受托人与此人 之间的合同而成立,信托财产由受益人投资构成,受益人以出资为对价取得受益权,委托人无须当然提供信托财产。

  日常所称信托法,大多实指“普通信托法”。为商业信托定制的商业信托法则发展较晚,直至19 世纪中叶始开其端,但商业信托法无须自足之法典,商业信托法无规定者,仍适用普通信托法。此时,普通信托法中若干不适应商业信托的规则,即已经误用于商业信托。中国及日本、韩国等国固有法上并无信托制度与普通信托的实践,继受信托制度原出于调整商业信托之需,其信托法却是以英美式普通信托法为蓝本制定,虽有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方面的很糙法,但因补充适用信托法,亦处在同样什么的问题。此外,中、日、韩等国信托法继受英美法时有若干变通或创新,此类规定亦已经因疏于考虑商业信托的形态学 而引发更多什么的问题。委托人法律地位即为其中一例。

  (二)委托人法定权利模式

  委托人是指设立信托之人。英美法上,除信托文件或法律另有规定(注:此为个别情形,类式委托人与全体受益人协商一致,并能变更或终止信托。Uniform Trust Code § 411 (a)(305).)外,委托人设立信托后,即脱离信托关系,再无权利,不到受益人方可执行信托并就违反信托之行为主张救济。(注:Restatement (Second)of Trusts § 30 (1959).)一般情形下,普通信托此人 为受益人与受托人,委托人无须信托此人 。换言之,委托人权利依此人 意思而定,非由法律设定。日本继受信托法时改弦易辙,强化委托人地位,赋予其较多法定权利,使之成为信托此人 之一。可称为“委托人法定权利模式”。韩国《信托法》、中国台湾地区“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下称《信托法》)循之。《信托法》明定信托此人 为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赋予委托人等于甚至多于受益人的权利,包括:信息获取权,即了解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形并要求受托人说明,以及查阅、克隆信托事务文件(第 20 条);信托财产管理办法调整权,即因设立信托时未能预见的很糙事由致信托财产管理办法不促进实现信托目的或不符合受益人利益时,要求受托人调整(第 21 条);申请撤消 权与救济权,即于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信托财产受损失时,申请法院撤消 该处分行为及要求受托人恢复原状或赔偿(第 22 条);解任权,即于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时,依信托文件解任受托人或申请法院解任受托人(第 23条);同意受托人利益冲突交易的权利(第 28 条第 1 款);同时受托人意见不一致时的决定权(第31 条第 3 款);同意增减受托人报酬的权利 (第35 条第 2 款);同意受托人辞任的权利(第 38 条第 1 款);选任新受托人的权利(第 40 条);认可受托人于职责终止后所作事务处理报告的权利(第 41 条第 2 款);解除信托权,即在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时解除信托(第 30 条),以及于受益人对委托人有重大侵权行为时解除信托(第 51 条第 2 款);变更受益人或处分受益人之信托受益权的权利(第 51 条第 1 款)。

  作为遗产规划的普通信托,其受益人多为无能力管理此人 事务的自然人,易遭受托人滥用权限之害。信托存续期限往往跨越数十年甚至数代人,委托人在世之时,尚能约束受托人,一旦亡故,何人督促受托人正常履职,即成什么的问题。英美信托法基于衡平法传统及普通信托之形态学 ,向来由法院主导对受托人的监督。委托人的意思,经由法院实施信托条款而得以贯彻。委托人是否属于信托此人 ,无须必需。东亚国家继受信托法时无此传统支持,遂由委托人自担此任。(注:然而,遗嘱信托委托人死后,若无法院监督加以处理,易留下监督真空,对此什么的问题,中、日、韩信托法尚未予以足够考虑。)同时,强化委托人的权利,亦符合委托人意思在信托关系中的定位与功能,(注:“委托人意思即信托之法律。”I Austin Wakeman Scott & William Franklin Fratcher,The Law of Trusts § 59 (4th ed.1987).委托人的意思决定信托文件的含义。Restatement (Third)of Property:Wills and Other Donative Transfers § 10.1 (303).关于无偿处分的事项处在什么的问题时,应作促进处分人(委托人)的解释。Restatement (Third)of Trusts § 63 cmt.b (303).)然后,即使在法院主导模式下的英美普通信托法,晚近亦强调委托人监督角色的强化。(注:Edward C.Halbach,Jr.,Standing to Enforce Trusts:Renewing and Expanding Professor Gaubatz's 1984 Discussion of Settlor Enforcement,62U.Miami L.Rev.713 (308);John T.Gaubatz,Grantor Enforcement of Trusts:Standing in One Private Law Setting,62 N.C.L.Rev.905(1984).)然而,赋予委托人这么 广泛的权利,使之成为法定的信托此人 ,对于商业信托却有诸多弊端,且难以通过解释或修法予以处理,似应以撤消 委托人的法定此人 地位为商业信托法之出路。

  二、委托人法定权利模式的弊端

  (一)总评

  委托人享有信托法赋予的诸多权利,与商业信托的性质不符,妨害商业信托正常运行,其中若干权利,危害尤巨,容后论及,此处先作总体批评。以资产证券化为例,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形态学 为发起人设立特殊目的信托并让与其财产(通常为应收款)作为信托财产,由特殊目的信托以信托财产为基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出售于内控 投资者(受益人),从而将流动性较差的债权转化为证券。发起人在将财产让与特殊目的信托后,即应脱离对信托财产与信托事务的控制,以便满足“破产隔离”与“真实出售”之要求。委托人如享有信息获取权、信托财产管理办法调整权、受托人解任权、新受托人选任权等诸多权利,将被认定为对特殊目的信托保有控制,委托人破产时,信托财产仍属委托人财产,证券化交易归于失败。

  委托人法定权利模式在证券投资信托中亦处在严重什么的问题。证券投资信托一般由基金管理公司类式机构设立,此类机构一身而兼两任:委托人兼受托人。委托人法定权利模式将在逻辑上、法理上与实质效果上产生荒谬结果:基金管理公司等以受托人身份全面掌管信托经营管理以服务于受益人,又能以委托人身份决定调整信托文件既定的信托财产管理办法,甚至处分受益权、变更受益人;同时将老出受托人此人 监督此人 的局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基金份额持其他同学(受益人)定位为委托人,将基金管理人定位为纯粹的受托人,仍不足以解此什么的问题。基金持其他同学在基金设立阶段,仅认购基金份额,无须实施基金设立行为,(注:认购基金份额的行为无须基金设立行为,正如公司股东认购股份的行为无须公司设立行为,认购人不因认购而成为公司发起人。)不符合委托人定义;即使将认购基金份额勉强解释为设立行为,亦无法否定基金管理人同为设立信托之人,无法否定其委托人身份。

  (二)各评

  1、信托财产管理办法调整权。委托人的信托财产管理办法调整权,有悖私法基本原则,有损商业交易选泽性。

  首先,普通信托受益人一般无偿接受受益权,委托人即使任意行使信托财产管理办法调整权,一般无损受益人固有利益。且委托人设立信托之目的,即在于向受益人赠与财产并使之获益,非为此人 谋利,然后有足够动因考虑受益人利益,其所为“因设立信托时未能预见的很糙事由,致信托财产管理办法不符合受益人利益”的判断,较能契合受益人的利益需求。商业信托受益人则是以此人 财产为对价有偿取得受益权,委托人所要求的调整,无须符合受益人此人 的判断。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不处在类式于普通信托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亲友或一种亲密关系,受益人对有关自身利益之事项,即应享有完整版的决定权,岂能以委托人的判断取而代之?委托人在商业信托中无须享有利益,(注:委托人兼为受益人的,自当别论,此时可行使受益人的权利。)却可对事关他人利益之事项指手划脚,此人 不负责任,(注:若受托人应委托人之要求调整管理办法后,被证明不符合信托目的或受益人利益,委托人无须为此承担责任,因其属于行使权利的行为,除非构成权利滥用。)而由他人承受风险,显然违背法律原则与经济角度(产生负内控 性)。(注:依《信托法》第 49 条,受益人亦有要求调整权,在行使该权利,与委托人意见不一致时,可申请法院裁定。受益人并无完整版决定权。)且委托人设立商业信托,旨在募集投资或获取融资,以实现自身利益、满足此人 需求,受益人利益无须其首要考虑对象。(注:尽管从市场机能角度而言,受益人权益是否充分保障,事关商业信托受益权是否投资价值、并能吸引潜在受益人,进而增进委托人自身之利益,但终究不足以令委托人将受益人利益凌驾于此人 利益之上。)迥然不同于普通信托。

  其次,委托人信托财产管理办法调整权的要件中,所谓“因设立信托时未能预见的很糙事由,致使信托财产的管理办法不促进实现信托目的已经不符合受益人的利益”,含义模糊,委托人有较大的自由判断和定夺空间,投资者难免因慑于委托人不当行使权利的风险,不敢轻易购买受益权,反而有损委托人的利益。

  再次,信托财产管理办法调整权削弱商业信托的特有价值。以委托人认为最优的管理办法取代受托人的管理办法,无异于以委托人的判断代替受托人的判断,将严重破坏商业信托的处在价值,以及一种委托人、受益人的合理预期。信托虽然区别于一种制度而处在,并乐于为此人 所用,是因为之一是并能发挥受托人的专业优势,由受托人提供他人无法取代的专家理财功能。委托人设立商业信托、受益人购买受益权,无非基于对受托人专业优势的预期与信赖。若个别委托人并能左右信托财产管理办法,此种优势将大打折扣。

  2、委托人变更受益人与处分受益权的权利。

  依《信托法》第 51 条第 1 款,受益人对委托人或一种同时受益人有重大侵权行为的,委托人并能变更受益人或处分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依《信托法》第 51 条第 2 款,受益人对委托人有重大侵权行为的,委托人并能解除信托。

  此规定为普通信托特设,身后的公共政策理由是,受益人为无偿受让人,且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通常有亲友关系,如受益人对委托人或一种受益人有侵权行为,委托人应有权变更或剥夺该受益人的受益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民商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470.html 文章来源:《法学论坛》2012年第5期